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相比，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原有目标“名义经济增速”拆分为“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进一步凸显当前经济形势下“稳预期、稳增长”的结构性、调控性、协调性内涵。特别是当下社会物价水平持续处于低位，将物价稳定摆在比以往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升价格水平在决策目标中的权重，对于加强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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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内在关联性和一致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连续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发展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既要重视名义经济增长，把握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更要重视名义经济增长背后的实际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本质上是“稳增长”的“一体两面”，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具有周期相依性，经济繁荣常伴随通货膨胀，反之通货紧缩在经生产体系循环后大都会引致经济衰退。没有稳定的物价，就没有稳定的增长；不看价格水平的经济增速，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另一方面，要做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大政策目标的同频共振、均衡统一，并不十分容易，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转轨阶段，两者的周期错位、时滞会带来更加复杂的叠加效应，不论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还是“经济繁荣、通货紧缩”，最终都体现为不同经济形势下多目标决策在总量上的“非线性、兼顾式迭加”以及在结构上的“潜在分化与均衡”。合理的机制设计、正确的激励约束、恰当的调控力度、有效的预期管理，对于统筹把握增长和价格两大目标而言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趋势性恢复轨道，经济增速正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归，但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企稳压力，2023年前三季度实际GDP增速分别为4.5%、6.3%、4.9%，第四季度和全年实际GDP增速初步核算结果均为5.2%，相较三年疫情期间经济增速明显恢复，但仍低于长期趋势增长水平，经济恢复仍处在关键阶段。物价方面，2023年10—12月CPI同比分别下降0.2%、0.5%、0.3%，出现2020年11月以来的最大降幅；2023年全年PPI同比下降3%。在当下货币供应较快增长、M2增速接近10%的情况下，社会总体物价持续走低，稳增长压力增大。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第一项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正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标志。但从实际来看，目前我国宏观政策空间仍然较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有较大空间，综合起来看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稳中向好的基础没有改变。按照党中央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我们应当增强信心和底气，立足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供给优势，在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推动实现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
二、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在稳预期、稳增长目标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不断提升，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的适配性不断增强，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到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再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更加强调对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下行风险的逆势对冲。经济恢复短期看是总量问题，中期看是结构问题，长期看是周期问题，经济转型期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既承托总量增长，又推动结构改革，着力提升预期的确定性，适时阻断负向反馈，提升宏观政策调控效能。
财政政策方面，根据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应对需求收缩、改善社会预期、增强经济活力的有力举措。目前，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不高，无论是债务总量还是年度赤字率，中国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处于中性水平，2023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元国债后，全国财政赤字率从3%提高到3.8%左右，但政府赤字率依然处于合理区间。基于我国储蓄率较高，物价水平处于低位，加力实施财政政策是有条件的。有学者讨论，低于2%的通胀率，应该毫不犹豫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显著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国债发行规模，为广义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充分资金；如果有足够的项目储备，财政赤字率可提高到4%甚至5%，将通胀率提高到3%至4%，通过政府信用扩张最终拉动企业和居民部门信用扩张。这一观点在特定形势下是可取的，但要注重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对于部分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压力，中央政府可合理运用债务置换手段，比如将部分地方政府一般债置换为国债，同时将相同规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置换为一般债，中央政府不直接置换城投债，而是通过承担部分地方显性债务，一方面释放地方政府财政空间，在不影响中央和地方整体赤字规模的基础上，减轻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和付息成本，另一方面向地方政府传导压力，引导地方政府用改革、转型等办法解决城投债问题，以间接的方式推动化解城投债风险。
货币政策方面，关键在于灵活适度、精准有效，根据货币信贷供需规律和新特点，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并做好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增加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供应量，更好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当前，外部加息周期步入尾声，国内房地产开启下行周期，防风险任务依然艰巨，稳定住货币是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面对内外部压力，我国一直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降息降准等总量型货币工具仍有较为充足的空间。下一阶段，物价水平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调控目标，仍只强调货币供应量与名义经济增速的匹配，将使其低于合理水平；在物价水平持续处于低位时，需适度加大货币投放，做好相机抉择，着力提振价格。结构上，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五篇大文章”，为货币信贷投放指明了重点和方向。包括抵押补充贷款（PSL）在内的“宽信用”工具将发挥更大作用，着力加强对“五篇大文章”和“三大工程”等领域的支持，引导信用的合理释放，修正居民通胀预期，推动经济发展动能转变。在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的过程中应加强信贷指导，严格控制产能过剩等行业信贷投放，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促进“僵尸企业”出清，避免局部资金淤积，防止资金空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当前形势下，货币政策需要做好与财政政策的协同发力，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为扩大内需提供支持。
三、增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宏观确定性
激发潜能消费。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消费的恢复摆在优先位置。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当前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也是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途径。从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情况看，2023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率明显改善，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2.5%，较2022年的39.4%翻倍，消费在经济增长中重返主导地位。但对标主要国家发展规律，我国居民消费仍处在结构转变的重要转折期，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提升空间，潜在消费需求有待释放，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养老消费等新型消费尚未得到充分发掘。相对于传统需求管理政策，这一阶段应更加注重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聚集补齐消费恢复的短板和弱项，更好发挥消费政策目的明确、作用直接、直达居民端、路径损耗较少等优势，进而促进主动性消费，推动实现温和的需求扩张和通胀。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目前我国仍不具备发放现金的“边际消费倾向”基础，且直接发放现金在当下易转化为银行存款、进一步增加资金在银行体系的空转，应重点考虑发放消费券、增加消费补贴力度等间接方式，这也是用好政府转移支付、坚持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一种体现。
扩大效益投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当前民间投资预期较弱、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强化投资是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基点，政府投资必须发挥好引导作用。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等领域，应更加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形成“一盘棋”系统规划与衔接，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牵引作用，进一步吸引社会投资，鼓励民间投资通过PPP、REITs等模式积极参与建设，打通两种资本投入在各自体系内的自我循环，最终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放大投资乘数效应，化解“挤出”效应，形成“1+1>2”的合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需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畅通投资路径、丰富优质标的、激发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已确定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落地，强化在建项目资金保障，加强产业发展短板、行业发展标准等投资，增强制造业投资意愿，提振投资者信心，将财政投入转化为更大规模的盈利和税收增长，以市场活力激发培育投资新动能和可循环、可持续的能力。同时，建立健全利益补偿与风险分担机制，让投资各方得到合理的激励，保护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避免投资资源的分散重复浪费，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做强产业体系。产业是经济发展之基，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承载形式。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提高整个产业体系质量，扩大有效产业供给，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以此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全社会价格水平的一般均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不论是索洛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熊彼特的颠覆式破坏理论，都强调通过创新驱动技术进步，优化生产函数，实现资源要素约束条件下的生产率最大化。我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门类最齐全、制造业规模全球占比最大，应当充分用好这一突出的供给优势，高质量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应注重把握几个线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向前沿领域未来产业、颠覆性创新生产要素和生产工具、持续赋能新型工业化建设，其本质是重塑产业体系，不仅停留在边际改善，更需要系统性变革，同时，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货币通胀的速度，抵消通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供给的角度推动达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均衡统一。
优化金融供给。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进一步凸显了金融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性。一方面，金融需要为实体经济提供高质量服务，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供给，优化融资结构、完善市场机制、发挥配置功能，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持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另一方面，金融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主动加强房地产、地方债、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管控，严格监控价格水平波动，防范价格波动风险引发次生风险传递共振，坚持长期主义、平滑周期成分，牢牢掌握风险防范化解的主动权，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作者：郭刚正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办公室）
校对：彭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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