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首席观察】中国央行的“出击”与美联储的“按兵不动”）
非常时期非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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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反复强调“需要更多数据”，而人民币汇率在“五一”假期表现出足够的底气时，中国央行率先出手，宣布“双降”（降准与降息），宽松政策先于美联储落地。
一
5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三大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发布“一揽子金融政策支持稳市场稳预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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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政策操作利率10个基点，下调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将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设立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10项增量政策。
这10项政策可归为三大类：一是数量型政策，通过降准等措施，直接增加流动性供应，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预计将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二是价格型政策，7天期逆回购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1.40%、结构性工具利率大幅下调至1.50%，降低资金价格，预计将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同步下行约0.1个百分点；三是结构型政策，强化对科创、养老、消费等重点领域的支持，体现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取向。
金融监管总局将推出“加快出台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配的系列融资制度”“扩大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试点范围”“调降保险公司股票投资风险因子”“支持小微企业融资一揽子政策”“护航外贸系列政策”“修订并购贷款管理办法”“拓展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设立主体范围”“制定科技保险发展意见”等8项增量政策。
证监会打出“巩固市场回稳向好势头”“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三大方向组合拳，包括强化中央汇金公司平准操作、推动科创板与创业板改革、完善《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发展科技创新债券、引导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等具体措施。
与以往政策相比，此轮政策既有利率的“全面降”，又有工具维度的“多点发力”，更有三大金融管理部门“同频共振”的协调机制，打破了市场对“政策滞后或犹豫”的疑虑。
上述政策宣布当日，外交部发布消息称，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9日―12日访问瑞士，其间与美方举行会谈。商务部就此表态称，“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任何对话谈判必须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开展。”
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2点，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4.25%至4.50%不变。这是美联储连续三次会议选择了“按兵不动”。自2024年9月以来，美联储虽已三度降息，累计下调了100个基点，但自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已陷入观望期。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指出，美国经济正陷入一个由内而外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关税压力推升通胀预期，压缩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而在高利率环境下，财政赤字与增长压力持续加剧，特朗普政府则向美联储施压以求降息。这种干预正在动摇市场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信心，反而加剧通胀预期，从而进一步恶化美联储的政策困境。
程实认为，美联储“静观其变”的窗口正日益逼仄，若持续犹豫，可能会错失对冲经济下行的最佳时点。美联储目前仍维持高度谨慎的政策基调，短期内将继续观测就业与通胀等核心数据的动态，以判断下一步的政策调整时点与力度。
不过，随着经济基本面恶化风险显著上升，市场已开始押注美联储将在6月重启降息通道。工银国际预计，美联储年内或将降息3至4次，累计幅度达到75―100个基点。
当下，美国正深陷“关税―通胀―衰退”三角困局。在美联储与白宫博弈加剧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持续挑战，而美元体系的霸权基础，正因此出现最初的裂痕。
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中国打出的这张牌可谓中美博弈下的政策组合拳――它是一次有力度的“宽信用+对冲风险”组合。
二
在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看来，此轮政策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有计划地在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前夕发布，形成“政策缓冲带”。
2025年一季度，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0.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1%，且4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重回收缩区间（49.4），表明经济动能疲弱，仍有待提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央行主动打出“降准+降息+结构性工具”组合拳，瞄准消费、科技、民生等关键领域，以期稳定增长与市场信心。
同时，金融政策释放宽松信号，既展示出中国应对经济风险的自主能力，也在为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塑造有利预期。
5月8日，A股主要股指全线收涨，反映了市场对政策信号的积极响应。不过，相较于2024年9月政策引发的普遍亢奋，当前市场反应更为理性。
在金融政策、监管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共振的背景下，中国正在打造“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
陆挺判断，5月7日发布的政策“更多是第一步”，若要真正形成经济闭环、化解结构性风险，还需财政端加力协同。
陆挺直言，货币已尽其能，财政必须补位。他建议，下一步需加快财政端的“实质发力”：扩大赤字率与专项债空间，增加逆周期支出；设立中央级消费券，加大专项转移支付，激活消费动能；解决养老金体系结构失衡问题，提升居民中长期消费能力；鼓励养老金与保险资金入市，缓解资本市场短期波动；优化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推进减税降费与制度性“保护性财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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